能够承担本书的写作，在感叹机会来之不易的同时，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1995年，我写信给曼德拉总统，表达了我想要写一本经他授权的官方传记的想法。收到我的信后，曼德拉总统特地邀请我去他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住处共进早餐。他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他信任我，也愿意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但开玩笑说：“只要你别提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酒吧就行了。”总统还告诉我说，1962年，他就是读着我的《解剖英国》候审的。他承诺与我-就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尽量保证史实的准确性，并授予我特权查看相关信件和文件。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我有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评论：他说，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且他也一再强调，“我不是什么天使。”
g在1951年，我便有幸在约翰内斯堡结识了曼德拉；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几次对曼德拉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我都有幸见证，直至他入狱为止。能与曼德拉结缘，还要从我来南非担任黑人杂志《鼓》的主编说起。作为一本黑人杂志，《鼓》为约翰内斯堡无数有才华的黑人作家、音乐家和政治家敞开了一扇展现自己才华的大门。自1948年种族隔离政府上台以来，南非国内的黑人的抵制运动愈演愈烈，《鼓》正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和了解这些运动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机会。1952年，我参加了决议通过开展“藐视运动”的非国大大会；我见证了曼德拉组建第一支志愿者队伍，亲眼目睹了1954年曼德拉为摧毁索菲亚镇而发动的群众抵抗运动：索菲亚镇是个贫民窟，那里聚集着来自不同种族的贫民，我也曾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开心的夜晚。1957年叛国审判期间，我能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了，后来我还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书；1960年，作为《观察家报》的记者，我报道了沙佩维尔危机，并于大屠杀之后在索韦托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曼德拉。曼德拉入狱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64年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瑞弗尼亚审判上：我列席了那次审判，当时的曼德拉正在准备最后的演说。身为一名记者，曼德拉狱中的27载岁月我虽然没有机会见证，但在此期间我曾多次重游南非，与曼德拉被流放至伦敦及其他各地的战友保持着联络。1980年代中期，南非国内冲突不断升级，那段时间我与身处伦敦的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交往比较频繁，并多次安排了他与英国商界人士的会面。我还常常与温妮·曼德拉通电话。为了给我反映黑人政治与商业的新书《黑与金》取材，1985年到1986年的危机期间，我曾重返约翰内斯堡，直到1986年南非政府禁止我再次入境。后来南非政府暂时解除了对我入境的禁令，使我刚好来得及在1990年2月曼德拉获释之前再次回到南非；自那之后，我每周都会去他位于索韦托的房子里拜访他两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又有幸与曼德拉有过多次会面——有时候是在伦敦，在伦敦的筹款晚宴上，他请我帮他引荐来宾；还有时候是在约翰内斯堡：我常常会去约翰内斯堡，就是在那里我目睹了1994年4月的大选。
在素材准备阶段，我在妻子莎莉的陪同下几次重回南非，我们的足迹遍及每一个曼德拉曾到过的地方：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但每到一处，我都试着让自己沉浸其中，去体会，去感受。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和串联最终为读者出呈现一幅有关曼德拉传奇一生的完整画卷。我见到了不同时期和场合下的总统曼德拉：在曼德拉位于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的办公室和宅邸里，在他位于霍顿的房子里，在罗本岛上，在晚宴和酒会上，在开普敦的议会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是在伦敦进行国事访问。我寻访了曼德拉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位于特兰斯凯的“圣地”，还去了他在古努村的新居。走访期间，我采访了不少曼德拉的老朋友、老同事；也与他以前的对手进行了交流：他们中有狱卒、有官员，也有不少是政治领袖——我去“荒野”拜访了前总统博塔，在开普敦见到了前总统德·克勒克，去德兰士瓦拜访了前外交部长匹克·博塔。
1994年，曼德拉那本激励了无数读者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出版：这本书是从曼德拉自己的角度对其政治生涯的记录和描述，可以说意义非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漫漫自由路》的合作编著者理查德·斯坦格尔先生的大力指点，他当时与曼德拉先生的采访录音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还有幸参阅了从未发表过的曼德拉狱中笔记，并见到了曼德拉的手稿原件。曼德拉的自传出版于他当选总统之初，当初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再加上曼德拉本人也非常谦虚。因此，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我们想要看到的是更加立体的画面——别人眼中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又是如何与朋友甚至敌人相处的；我们需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这样的他才会更立体、更丰满。
在曼德拉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中，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与艰辛。因此，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透过外界对他充满传奇色彩的描绘和渲染，尽力再现和还原当时的一切；除此之外，我还将娓娓讲述狱中曼德拉的形象如何日渐高大，并最终形成全球影响力；以及当时身为阶下囚的他是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的。
曼德拉漫长的狱中生涯是我写作的一个重点，为此我进行了大量采访，还查阅了不少从未对外发表过的信件和文件。曼德拉的狱中生涯所展现的是人的力量和对人性的考验。因此，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这段经历非常具有价值：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场描述其私下生活的情景剧，而不是什么包罗万象的公开表演；曼德拉与朋友及狱卒之前的关系被世人广为称道，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非洲政治这个层面。曼德拉在狱中的那些年常常被认为是他政治生涯的断层；但我却认为，这段日子对曼德拉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那段时间的历练使曼德拉从一个固执任性、刚愎自用的活动家日臻成熟，逐步成长为一个懂得反思、严格
通过阅读曼德拉的书信、参阅一些迄今为止从未对外公布的外交及情报来源，我尝试着把曼德拉的经历放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去解读。在书中，我会讲到西方世界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非国内愈演愈烈的危机事件的误解、他们在处理这些危机上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冷战思维影响下的西方世界对曼德拉及其朋友的错误认识；我还会讲到曼德拉缘何一度从世界政治舞台上几近消失，而政府和群众又为他的华丽回归做出了哪些贡献。外界对南非的看法几经变化、迥然不同：最初人们认为南非即将面临流血屠杀，后来以曼德拉为中心。这里又变成了谈判和和解的典范——所有这些我在书中均会有所交代。
在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曼德拉总统本人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总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不仅配合我做采访，还亲自通读了全文初稿。除了对某些史实和细节进行了修改之外，总统谨遵当初对我的承诺，对我个人评论的部分没有进行任何改动；同时，总统生动的评论还令原稿增色不少。可以说，能够在其在世的时候，与如此重量级的历史人物这样近距离交流互动，这样的经历实属千载难逢——我相信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弥补现代传记作者的所有不足。
此外，我还得到了曼德拉密友的大力支持，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自50年代初起也与我成为了朋友。阿赫麦德．卡特拉达是曼德拉的狱中战友，与曼德拉在狱中有长达2．5年的患难之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卡特拉达充当了我的首席顾问和主要信息来源，在他的帮助之下。那扇紧闭的大门背后曼德拉绚烂的世界以及那段神秘的历史得以呈现在公众的面前。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西苏鲁也于百忙之中拨冗，与我进行了多次有启发性的长谈，并且加入了自己对政治事件的独特解读以及五十多年来的深入思考。马克·马哈拉吉通读了全文初稿，还贡献了他独家珍藏的监狱内外的轶事。总统和内阁大臣办公室主任杰克斯‘格威尔教授也向我提供了不少他所了解的曼德拉及其政府的情况。纳丁。戈迪默是跟我交情最久、也是我最珍视的白人朋友，我在约翰内斯堡时常常会和他混在一起：作为总统的密友之一．同时也是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戈迪默也贡献出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独特观察和感悟。阿德莱德．坦博是奥利弗·坦博的遗孀，我在伦敦和约翰内斯堡的朋友；她提供的回忆录及信件等为我们全面了解曼德拉夫妇和坦博夫妇之间的友谊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乔治．比佐斯是曼德拉的首席代表律师，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瑞弗尼亚审判上，后来几次我重回南非，每次都会和他见面；可以说，比佐斯的睿智以及他对一线往事的生动回忆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之前曼德拉传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总统毕生的朋友。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也都慷慨相助，为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珍贵的史料：玛丽·本森是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老一辈倡导者，她对过去四十多年来非国大以及曼德拉家族的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自五十年代起．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曼德拉身边都有法蒂玛·米尔的陪伴——法蒂玛‘米尔也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珍贵的文件资料。我的老朋友乔·梅奈尔曾拍摄过一个有关曼德拉纪录片，为了支持我写这本书，他甚至把当初大量的访谈原文全都慷慨相授，供我参考。
许多新朋友也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盖尔·哥哈特。哥哈特学识渊博，她所主编的五卷本有关南非黑人政治的历史读本《从抗议到挑战》是所有学习历史学生的必读书目。哥哈特不仅给了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也与我分享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很多从未发表过的文件或采访片段。
南非国内的许多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把许多从未示人的宝贵卷宗和资料拿给我使用。曾给予我帮助的图书馆及文献来源包括：约翰内斯堡布兰瑟斯特图书馆，金山大学卡伦图书馆，收藏于约翰内斯堡贝克屋以及福特哈尔大学的非国大卷宗，格雷厄姆斯敦罗德斯大学的科里图书馆，开普敦大学的亨利·奥本海默图书馆，西开普大学档案馆，以及约翰内斯堡《星报》和《开普时报》的一些珍贵简报。除此之外，一向颇为神秘的政府资料馆也破例为我开放。我在英国的研究员借用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英国联邦研究学院的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詹姆斯·桑德斯博士是我的研究助理。桑德斯精力充沛，足智多谋，正是有了他的帮助，我的工作才减轻了不少。面对来自伦敦、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以及各地档案馆瀚如烟海的资料，桑德斯一点点剥丝抽茧，找来源、查线索，不断尝试着新的调查方法；在他的坚持下，调查常常会柳暗花明，有了新的突破。桑德斯的贡献早已远远超越了研究本身：他思维活跃、具有学术头脑，在研究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常常能提供想法，提出问题及解决方案；正是有了他，枯燥的研究过程变得不那么孤单乏味，反而带给我更多的享受。
在本书紧张的编辑及出版前的准备阶段，我得到了来自哈珀柯林斯的编辑出版团队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本书的创意最初是由斯图尔特·普罗菲特提出的，可以说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1998年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离开哈珀柯林斯之后，这本书仍得到了集团主席艾迪·贝尔的大力支持；此外，我还要感谢我辛勤的编辑理查德·约翰逊、罗伯特·雷西，发行总监海伦·艾里斯——他们都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不少心血。来自克诺夫出版社的美籍编辑查尔斯·艾略特也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本书在南非的出版人乔纳森·保尔，以及我的图书经理人迈克尔·希松斯对我一如既往、不离不弃的支持和帮助，他经手的我的图书已经有20多本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莎莉，有她陪我到处游历采访，我得以更加享受这次探险，对整个主题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深刻。
很多人都对本书提出过批评和指正，对此我深表感激。然而百密一疏，对本书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谬误，本作者将承担全部责任。读者如有任何改进意见及建议，也请不吝赐教，本人将不胜感激，并在后续的版本中进行改进和完善。
对于纳尔逊．曼德拉来说，退休绝非易事。1999年8月，曼德拉从总统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那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他似乎有意回归家庭生活，和优雅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那段时间里，曼德拉频繁往返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位于古努的乡间居所，以及格拉萨在莫桑比克的家。
曼德拉努力降低对退休生活的期望，他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养老者”，或者自嘲说看自己不当总统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很有可能沦落到十字路口乞讨。当受邀给重要人物做演讲时，他常常会非常吃惊，没想到自己这个“糟老头子”还有些用处。
但至少，他手上有大把时间，这正是曼德拉1990年获释并重回政治生活以来最为想念的东西——要知道政治生活是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情。监狱里规律的生活以及研究压迫者所思所想的收获，都成了他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并影响了他的领导方式。曼德拉在他离任总统九个月之后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思考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武器……而监狱外面的我们却常常不去思考。”但矛盾的是，他新近的确有时间来思考，但却失去了将所思所想付诸实践的权力——第一次，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独立个体。但不管怎样，他是非国大里最不普通的“普通”人，正是他领导了这一组织，并为此效忠终身。
1998年，曼德拉开始撰写另一本自传。应他自己的要求，这本书打算取名为《我的总统生涯》，主要记录他从1994年就任总统一直到早期的退休时光。曼德拉这次决意独立完成(第一本自传是与理查德．斯坦格尔合作完成的)，并采用自己的调查方法。在这本自传的素材准备阶段，我曾接到过曼德拉助理塞尔达的电话，因为曼德拉希望我帮忙确认一些事实。但是曼德拉在卸任总统之后仍致力于解决各项冲突，要求他参与的慈善活动也日益增加，到访者更是络绎不绝，这些都完全分散了他的精力，打断了自传的撰写工作，而这本书最后也未能成功出版。
很快，曼德拉就抛弃了之前休闲度日的想法，转而投人到了更有挑战的工作上去。他又开始会见各国领袖和名流，用自己身上世界级偶像的超凡人文关怀气质和慷慨的精神激励着大家。这些人有一些是专程来南非拜访他，有一些则是他在各国游历期间所结识的。在2003年自己85岁生日当天BBC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曼德拉说：“我已经退休了。如果说有一件事会让我绝望，那就是早上醒来发觉自己无事可做。”每天都有一长串的邀请等待曼德拉的筛选。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他每天上午11点左右会到曼德拉基金会报到，陪同他的是他利落而讨人喜欢的白人助理赛达尔·勒格兰奇。曼德拉说：“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知道自己有任务要完成。”格拉萨试图想让他停下来休息，但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需要把日程排得很满，他非常清楚一旦他停下来，他就会感到失落。他会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
退休后，曼德拉才得以有时间与格拉萨相处。尽管曼德拉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他的第三任妻子，但他脸上的微笑和对妻子显而易见的尊重说明了一切。“她魅力无穷，能与她一起生活简直就是福佑。”他在2003年如此表达过。近些年，格拉萨曾很动情而直率地表达过她与曼德拉之间的关系，她强调说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之后，两人的相互搀扶有多么重要。格拉萨说：“当我们相遇的时候，麦迪巴是孤独的。而我是个悲情的女人，生活满是伤痕。孤独感和相互依靠的诉求我们都感同身受……我认为这是促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的相遇既是思想的交汇，又是心灵的碰撞。”
这对夫妻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坚信教育改变人生。格拉萨说：“麦迪巴坚信教育的力量，并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自己也同样如此。她经常在公众场合讲述教育如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如何使出身贫苦乡村的她得以成长为莫桑比克教育部长，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02007年，格拉萨出席了在唐宁街举办的一项启动仪式，正式启动了以她名字命名的针对南非年轻女性的奖学金项目。
曼德拉获释后的第一项慈善举动便是成立了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会，这项基金旨在推动对贫困儿童的关怀，为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而他离任总统后的第一项举动则是成立了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优先关注艾滋病问题、乡村发展以及学校的搭建。
不可避免地，退休之后，曼德拉对国内外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衰退，但他的道德权威和影响力依然效力不减。其中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他对非国大在艾滋病政策上的果断介入——他对总统塔博·姆贝基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开始有所行动。从此，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反转录病毒药品，为他们提供保护和关怀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不挑战姆贝基领导权威的前提下，曼德拉明确表达称，无论他的继任者对艾滋病毒和反转录病毒治疗的效力持怎样的个人观点，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政策和行动。他反复强调，非国大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南非数以百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最为广泛的医疗措施和药品。他说：“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它带来的伤亡会比以往所有的战争和灾难都惨重得多。我们的人民正在死去，我们不能再争论下去了。”
曼德拉自己在艾滋病防控上的表现是他无法公开面对的缺憾。有批评者认为他在五年总统任期内忽视了艾滋病的扩散，而姆贝基接任后却出来指手画脚。高级法院法官、艾滋病活动家艾德文·卡梅隆说：“在非洲年轻人的心目中，曼德拉的形象比任何人都高大，都更深入人心。他完全可以影响年轻黑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他什么也没有做。艾滋病问题没有得到关注，疫情不断蔓延。”
虽然曼德拉在有关性的问题上一直非常直接，但是非国大敦促他不要打破黑人社会的这一禁忌，以免丧失选举支持票。艾滋病疫情已然到达十分严重的阶段，但在曼德拉总统任期内，该问题显然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有声音认为他在任期间未能对艾滋病威胁给予足够关注和及时处理，对此曼德拉公开回应说：“这可能是事实，因为身为总统，我有很多职责，我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发展。”
2005年1月6日，曼德拉的儿子马克贾托死于艾滋病，时年54岁，这使曼德拉开始试图打破围绕着艾滋病的禁忌。事情发生后几小时，曼德拉举行了记者发布会，会上他宣布马克贾托死于艾滋病，他说：“让我们大家正视它吧，不要再躲躲闪闪。只有我们肯站出来说某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才会像肺结核、癌症等其他疾病一样被当成一种普通的疾病对待。”这一发言打破了南非长久以来的传统，这之前死亡证明上都是用肺结核、肺炎等其他疾病来代替艾滋病的。
在本文写作之时，南非有一百万多人接受了反转录病毒治疗，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艾滋病毒感染率已得到控制并有降低的趋势。总统雅各布·祖玛一直十分关注艾滋病的防御治疗工作，自2009年5月接任总统以来，他更是加强了艾滋病防御治疗政策的落实。2010年，祖玛为全球范围新生儿提供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举措获得广泛赞扬。
在国际舞台上，退休后的曼德拉影响力丝毫没有退减。2003年，他参与到针对美国为首英国支持的入侵伊拉克事件的全球辩论中。他强烈谴责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指责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入侵伊拉克，这一行径是对联合国权威的挑战；他将布什的行为描述为“一场灾难”。曼德拉说：“我所谴责的是这一超级大国，其总统毫无远见，无法正确地思考，它正在把我们带人一场世界性的浩劫。”同时，他也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不良记录进行了攻击，指责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他说：“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犯下了不可言说的罪行，那一定是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对此毫不在意。”
曼德拉犀利的言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在接受《新闻周刊》汤姆。玛斯兰德采访时说道：“美国最灾难性的行为便是破坏了联合国好不容易达成一致的关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议。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事件，你会发现美国的态度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很难想象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发表如此谴责言论后，又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之维持外交关系。正如安东尼‘桑普森在2004年时写道：“在曼德拉退休后对国际事务的干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的陈述比看上去要字斟句酌。他明白现在的他比起政府领导人来说有着更大的言论空间，他说出的常常是他们内心十分认可却又无法公开表达的想法。”曼德拉还强烈谴责了托尼·布莱尔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对美国的盲目支持，称他是“美国的外交大臣”。对于这一指责布莱尔感到坐立难安，并想要在曼德拉下次访问英国时弥补双方的关系：他试图通过电话与曼德拉进行沟通，但曼德拉对这位英国首相表现得并不热络。 曼德拉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我说过战争解决不了纷争。他们需要与人民沟通，找出症结所在。”对伊战争终于爆发，尽管曼德拉对英美两国正扮演着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深表担忧，但还是刻意避免了对他们更多的批评。安东尼·桑普森写道：“曼德拉还认为南非有机会、有责任用自己的和平斗争的经验现身说法，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2003年7月，在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的曼德拉-罗德基金会启动仪式上，曼德拉不再满含怨恨，而表示出了与布莱尔的和解。
曼德拉想要更广泛地传播他有关和解和妥协的理念，正是这一理念支持南非度过了最为艰苦的时期，并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在他任总统期间以及后来的姆贝基执政期间，他坚持不懈地调节各种冲突，参与调解了在爱尔兰、斯里兰卡、缅甸、伊拉克、大湖区以及中东地区的纷争。“他变成了一位非官方发言人，”桑普森说，“他不仅仅代表了南非，更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让他们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里也有了替自己说话的人。他清楚自己在西方国家仍具有道德权威性，他从一个站出来反抗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人转变为勇于和解并发展多种族社会的成功代表。”
曼德拉最为高调的介入是在利比亚问题上：他与同事杰克斯·格威尔说服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使其同意将1988年洛克比上空的美国飞机爆炸事件嫌疑人送交荷兰国际法庭接受审查。曼德拉从中斡旋，促使美国政府承诺如若利比亚答应照做，美国政府便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嫌疑人之一阿卜杜勒·阿尔一梅格拉希被处以终身监禁，后来在苏格兰监狱服刑8年，直至2009年保外就医。在此期间，卡扎菲投入了大笔钱财并进行游说，一直在为阿卜杜勒的保释进行斡旋。从2003年起，美国开始分阶段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并于2006年最终将其移出恐怖国家名单。英国政府对曼德拉促成谈判和解的行为大加赞扬，但当曼德拉到格拉斯哥的巴里尼监狱探望阿卜杜勒时，他对监狱的环境进行了大肆批判，称他们这是在对他进行“心理迫害”。
2004年，利比亚提出放弃核武器计划并停止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支持，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卡扎菲进行了恢复邦交谈话。布莱尔到访的黎波里并拥抱了卡扎菲，双方随即达成天然气开采和武器买卖协议。对所有相关国家来说颇为讽刺的是，为镇压国内暴乱，卡扎菲又发动了恶意战争。此后，在阿拉伯联盟和非洲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于2011年3月在利比亚上空强制设立禁飞区。英法两国为曾向卡扎菲提供武器一事吵得不可开交；意大利和美国也因其在卡扎菲于2004年改过自新后对利比亚给予过经济支持而倍感尴尬。事实表明，南非在暴动前的那几年也在为卡扎菲提供武器支持。
曼德拉对某些领导人的过于热络常常会招致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与反感，这些人包括已故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卡扎菲上校。曼德拉与罗伯特·穆加贝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近年来，穆加贝不惜一切代价、不顾后果地坚持霸占政位，为此他的形象严重受损。相反地，曼德拉当时承诺只担任一届任期，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于1990年在好望角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区域会议上，那是两人初次见面。2001年在某一场合中，曼德拉对某位独裁者进行了抨击，但并没有提到穆加贝的名字。后来，姆贝基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领导都批评了他，他开始意识到公开对穆加贝表示不满就是自讨苦吃。自此，他从未再公开抨击过穆贝加。
2002年，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所要应对的人。我曾与穆加贝总统亲密工作过。如果你公开攻击他，他是不会理会的。劝说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他……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他认为如果自己还在狱中，把穆加贝形容成“患非洲综合征的大人物”的典型代表，穆加贝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他之所以对权力如此眷恋，都是因为情感上的不足造成的。2007年，曼德拉曾试图用“些许的尊重和仅存的自尊”说服穆加贝离任，但以失败告终。他之后又尝试通过自己发起的元老集团来做工作，规劝这位津巴布韦领导人走下政位。元老集团派科菲·安南来打前战，但穆加贝对这位前联合国秘书长态度十分冷淡，元老集团后来的各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
2008年，在伦敦举行的曼德拉90岁生日庆典上，他终于打破了对穆加贝的沉默，称这是“津巴布韦领导史上灾难性的失败”。
据安东尼·桑普森所了解到的情况，截至1999年6月塔博·姆贝基就任南非总统之时，曼德拉对南非最大的贡献便是使南非各种族人民的绝大多数都认可他们的国家是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这与五年前区别甚远。 1999年姆贝基的总统就职典礼有着强烈的非洲特色，这不论是从出席仪式的人员构成还是随后的庆祝活动方面都有体现。2004年姆贝基的连任仪式也是同样的情况。2009年，在雅各布·祖玛的就职仪式上，年迈虚弱的曼德拉被搀扶着步人联合大厦的圆形主席台，当时也是一幅不折不扣的非洲景象。曼德拉、祖玛和塔博。姆贝基三位总统同台，传递出强烈的信号，对外界对于南非民主和政策秩序性的质疑进行了有力回击。在这之前，2008年12月，非国大在北部城市波罗克瓦尼召开的大会发生了骚乱，姆贝基被非国大“召回”，并引起了严重后果。祖玛明白，他要做的是体现出继承和延续，不仅要继承曼德拉所代表的可贵品质，还要延续他兼容并包的执政风格。
仪式当天，非国大激进的年轻领袖朱利叶斯·马勒马和青年联盟的一群追随者占据了主席台之上柱廊的其中一个凹室，他们在整个仪式中一有机会便又唱又跳非洲踢腿舞。马勒马代表的是对祖玛的不满：祖玛过于温和，在非国大政策的步调和方向上也总是与非国大领导层产生矛盾。马勒马希望的是政府的更多干预、更倾向黑人利益的经济政策以及矿井的国有化。刚获释时，曼德拉也曾十分支持这些非国大的传统政策，但在大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劝说下，他转而采取了更循序渐进和自由主义的方式，以确保南非能够融人日益国际化的世界经济。
在曼德拉之后接任总统，对塔博·姆贝基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令他有些恼怒的是，在任何场合，只要曼德拉一出现，人群对于这位前总统所爆发出的欢呼远比对他这位总统还要热烈。2003年，在开普敦附近的斯泰伦博斯召开的非国大五年一度的大会上，姆贝基的长篇报告进行到一半之时，大会主持人收到了纸条，纸条称他们一直等待的曼德拉已经从东开普省乘飞机抵达，他的地勤部队正巡视体育场确定下一站的方向。主持人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打断姆贝基的讲话，邀请曼德拉到会场。大会议程暂停，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歌唱。姆贝基以他特有的方式翻了翻白眼，嘴里念叨了几句，无奈地坐下了。最后等人群冷静下来，姆贝基才得以继续他的五年报告。
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过节由来已久。1999年曼德拉退休不久，在为曼德拉举行的盛大晚会上，姆贝基迟到了45分钟。曼德拉当时正在讲话，他向观众提到了非国大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舒玛常说自己是“黑人首相”，所以在各个会议上需要迟到，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姆贝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看向天花板，心想：“又开始了。”曼德拉知道他的公众言论会被BBC电视台的镜头记录下来，他随即指向姆贝基的方向说：“我想这里的这位总统是在效仿那位非国大主席吧。”
如果说1999年曼德拉到姆贝基的政权交接还算顺利，那姆贝基与祖玛的交接则可以称得上是天衣无缝。有人指责姆贝基妄图对祖玛实施阴谋并拒绝退下政坛，这种愤怒将非国大分成了旗帜鲜明的对立阵营。整个社会弥漫着不安的情绪，而曼德拉所代表并为之奋斗的可贵品质正因自己政党内部残酷的勾心斗角和尖酸刻薄而逐渐消退。虽然曼德拉并不是很担心祖玛，但他的智囊团认为，随着他身体越来越衰弱以及短期记忆的日渐衰退，他可能会成为姆贝基和祖玛在2009年大选之争的政治足球。曼德拉极力克制，并没有对祖玛陷入的诈骗指控或强奸指控发表直接评论——诈骗指控后在2009年4月撤销，强奸指控也被证明是诬陷。虽然这些事情令他非常生气，但他不想再给已然问题如山的非国大添乱了。
2008年8月，在姆贝基与祖玛权力之争最为焦灼之时，非国大庆祝曼德拉90岁生日的庆典姗姗来迟。非国大试图通过此次庆典修复隔阂，重归党内表面的和平。祖玛称赞曼德拉是无私的领袖，是非国大的凝聚力，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偶像。非国大的各界朋友也受邀出席这次活动，以显示这活动并不是单为重建党内忠诚而举行的。曼德拉称非国大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并指出此时的非国大像其历史上任何时刻一样，仍然需要自律而训练有素的领袖。当年10月，姆贝基卸任仅一个月后，曼德拉在他的孙子兼曼德拉集团主席曼拉·曼德拉的陪伴下搭乘飞机离开约翰内斯堡，飞往东开普省参加一个政治集会，祖玛也参加了那次集会。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在事情发生前几个小时才得到消息。这违反了治安条例，且天气状况也不适合飞行。飞机尝试了三次才得以着陆。曼德拉基金会主席杰克斯·格威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曼德拉的家人都非常生气。他们认为，为了在来年四月举行的选举中提升祖玛的地位和非国大的形象，曼德拉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威胁。“我们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他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跟很多人一样都感到十分震惊。”格威尔在接受约翰内斯堡《周日时报》采访时说。
曼德拉在监狱时期的同伴以及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战友中大多都已过世，他是最后的几位幸存者之一。奥利弗·塔博、乔·斯洛沃相继在20世纪90年代过世。2003年5月，曼德拉最亲密的朋友、导师和政治教练沃尔特·西苏鲁去世，享年91岁。西苏鲁的过世对曼德拉造成的打击比任何同伴的离世都大，也使他更加切身体会到了死亡的逼近。曼德拉说随着西苏鲁的过世，自己的命也跟着去了一半。
虽然西苏鲁长久患病，他的离世也并不意外，曼德拉还是因此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被沃尔特骗了。如果真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愿意先去那里，这样我就可以迎接他了。”曼德拉告诉我说，在照顾别人需求这一点上，西苏鲁简直就是“神”。“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把别人推在台前，自己甘当幕后英雄。但危险时刻又会挺身而出，在危险最前线应对。”
在71岁到8l岁期间，曼德拉完成了解放南非并带领南非向民主国家转型的核心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年岁应该是颐养天年、回顾一生的时候了。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曼德拉的健康受到着极大的威胁——他曾于1985年检查出疑似前列腺癌、198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大家都担心他会死在狱中。2001年，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但化疗效果良好，并最终痊愈。然而，到2004年，他显然虚弱了许多：头发花白，走路需要拐棍，记忆力也已然不如刚离任总统之时。6月，曼德拉宣布自己“真的要正式退休了”。但他并不打算完全隐退，他自嘲说：“不要打给我。我会打给你的。”
尽管曼德拉日渐虚弱，但他始终保持着人文关怀，还是那样的幽默亲民。2005年8月，曼德拉接受了金山大学教授、史学家蒂姆·卡曾斯的采访。采访中卡曾斯问道：成长于腾布皇室严肃的氛围中，又在狱中待了近30年，您是如何保持幽默感的呢。曼德拉回答说：“人们都希望忘却曾经的痛苦回忆，如果能遇到一个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人，哪怕只是在交谈的那时那刻，也是好的。所以我们从乡下人民那里学到讲笑话可以让人开心并忘记痛苦的经历。这很重要。”
曼德拉身上最为突出的特质是他能够让身边的人感到完全放松和自在。他与很多社会名流和皇室成员的关系都十分亲近，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故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等——他十分赞赏戴安娜王妃为地雷受害者所做的慈善工作。2008年最近一次访问英国，曼德拉作为女王的客人住在白金汉宫。他和女王会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对此他毫不隐瞒，但也表示说只有私下里他们才会这样做。但有几次，朋友来家里做客，在饭桌上听到他接起电话便说“嗨，伊丽莎白”时，他们还是被吓到了。接下来曼德拉便会问“孩子们怎么样?”这里的“孩子们”指的是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虽然曼德拉曾公开表示要“认真地”对待退休，2004年，他还是热情投入到了南非申请2010年国际足球联盟(FIFA)世界杯举办权的工作中——1995年，他对几乎全是由白人组成的国家橄榄球队也倾注了如此热情。曼德拉坚信，共享体育赛事的胜利时刻是调和黑人与白人矛盾、促进南非融合的关键。他说：“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十周年之际把世界杯举办权交给我们，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1976年，国际足联因当时的种族隔离政权对索韦托学生起义的血腥镇压而取消了南非的竞选资格。国际足联主席约瑟夫·布莱特认为，毫无疑问，是曼德拉的声望和深人参与帮助南非一举拿下了2010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布莱特告诉曼德拉：“你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真正建造者。是你的出现和努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2007年7月，在曼德拉89岁生日之际，他接受了企业家理查德·布兰森和音乐家彼得·盖布瑞尔的建议，成立了由前任世界领袖组成的独立团体“元老集团”。元老集团由“12位智慧的长者组成”，他们通过贡献自己的特长并给出指导性建议，试图解决全球问题，促进世界和平进程。德斯蒙德·图图、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等都是元老集团的成员。曼德拉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军事、政治或经济方面，而是我们所代表的独立和正直的能量。”所有12位成员连同曼德拉和格拉萨·马谢尔一道出席了2007年7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元老集团启动仪式。缅甸自由战士昂山素季于2010年11月获释，后与曼德拉共同担任元老集团的名誉顾问。自成立以来，元老集团参与了很多国际大事的讨论，并派代表团赴津巴布韦、塞浦路斯、苏丹、象牙海岸、巴勒斯坦和缅甸，大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曼德拉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在他获释20周年到来之前，大批反映其一生或理念的活动、艺术作品、书籍以及电影作品不断涌现。2009年，好莱坞电影《成事在人》描述了曼德拉在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中为南非队获胜所做的超凡贡献。片中摩根。弗里曼饰演曼德拉，马特．达蒙饰演因曼德拉的支持而改变了一生的跳羚队队长弗朗索瓦．皮埃纳。200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宣布7月18日曼德拉的生日为“国际纳尔逊。曼德拉日”，以表彰这位前南非总统为和平和自由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虽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早已结束，南非也早已迈人民主国家的行列，美国法律仍限制非国大领导人人境。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很合时宜地，这项法律终于得以废除。这一法律始于里根时期，认定非国大为恐怖主义组织，将其有恐怖主义、破坏活动或背叛行为嫌疑的领导人归为不受欢迎的访客，一旦入境美国将会受到移民局的滞留和审问，除非他们申请放弃自己原有国籍。照此法律规定，曼德拉和许多高层同事都在禁行名单中。直到2008年4月伯尔曼法案才将曼德拉及其非国大同事移出观察名单。至此，在曼德拉就任南非首位黑人总统14年后，非国大才最终成为获得华盛顿认证的“清白之人”。
在曼德拉获释20周年庆典拉开序幕之时，难得露面的曼德拉又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他参加了南非国会开幕大典，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20年前，曼德拉从开普敦附近的监狱获释，重获自由的他帮助南非议会完成了转型。2010年议会会议的主题为“纪念曼德拉的丰功伟绩——为国家建设所做的贡献”。但如今的现实与1994年民主议会首次开幕时充满希望与期待的氛围相去甚远：执政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全国范围内黑人社区频繁抗议，失业率高居不下——所有这一切都抹煞了非国大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为南非数百万的人民提供清洁饮用水、电力及房屋等所做的可圈可点的成绩。
以20周年庆典为契机，南非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对曼德拉历史成就关注与讨论的热潮，南非人民也借此机会表达了他们对曼德拉的崇敬之情，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也许是曼德拉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了。总统祖玛在国情演讲中说：“让我们为曼德拉奋斗终生的理想而努力——那就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所有人民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大家都拥有平等的权力。”祖玛接着引用了曼德拉在1964年瑞弗尼亚审判被告席上的著名语录。曼德拉当时说：“我时刻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在曼德拉离任、姆贝基政府接任后，曼德拉所坚持的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指导原则——融合与包容的核心价值也逐渐从主流言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露骨的种族论调，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用黑人取代白人公务员。随着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求，曼德拉瑞弗尼亚审判陈述的精髓被逐渐抛在了脑后。
几个月后，特雷弗·曼纽一次意外的举动与曼德拉在瑞弗尼亚审判上提倡的精神不谋而和。曼纽曾先后在曼德拉政府和姆贝基政府任财政部长一职，并因其在南非宏观经济管控及与全球经济融合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赞誉。曼德拉上任之初，曾将其单独挑出来，作为多种族多肤色背景下非国大的年轻一代领导者，有意培养成未来的接班人；曼纽同时也是五位内阁大臣中唯一一位从姆贝基时期延续到祖玛时期的人。2011年3月，曼纽对一位黑人高官吉米·曼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曼伊由祖玛任命，专门负责政府的对外沟通事宜，是内阁的主要发言人。曼伊是亲黑人政策的大力鼓吹者，不赞同把多种族多肤色人种及南非印度人也包括在广义的“黑人”定义之中。在几个月前的一次采访中，曼伊提到西开普省“有色人种供应过剩”，这让曼纽抓住了把柄。西开普省是南非九个省中唯一一个由反对派民主党执政的地区，那里有色人种的选票要远胜于黑人，因此颇受诟病。在没有征得非国大领导层意见的情况下，曼纽指责曼伊是种族主义者，与白人种族主义鼓吹者亨德里克·维沃尔德简直就是如出一辙。他质问曼伊为解放事业都做了哪些贡献，并引用了曼德拉在瑞弗尼亚审判上的名言，他说曼德拉在讲话中提到了反对黑人专制，说的就是曼伊这种人。
曼纽先是在非国大内部受到孤立，领导层也把自己与这件事择得很清。后来，一位过于热心的官员对他进行了抨击，曼纽被革职。社会各界对曼纽深表同情。曼纽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改变：如果说种族隔离年代种族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而这一思想残余最近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那么自此，南非未来的政治格局正在重组。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中，围绕曼德拉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正在成长，这个社会也将围绕这一价值展开。在2011年5月的市长选举中，曼德拉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投出了特别的一票，这预示着南非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尽管执政党非国大获得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选票，其在普选中的得票份额却有所滑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有小的政党出现之外，民主联盟的海伦‘齐勒支持率的显著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齐勒是西开普省的省长，唯一一位非非国大政府的政治领袖。
曼德拉一直都很清楚，1994年，他为南非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南非历史的巨大转折，而对过去遗留问题的解决将是一项长期工程。但他自己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从政治层面上说，这非常实际，那就是有明确的原则，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有清晰的是非观，有为达成目标甘愿和解与包容的意愿；有坚信包容、责任以及言论自由才是民主的根本的坚定信念。
2010年，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非国大才不得不搁置了成立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法庭，以此遏制媒体、监控媒体对政府批评言论的计划。同年，一部听起来无伤大雅的《信息法案》也不得不反复修改并重复提交议会审核，以避免它今后成为媒体审查的目标。毋庸置疑，如果曼德拉还是非国大领袖的话，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媒体是民主的基石和基础架构，”曼德拉在2002年接受我采访时说，“有时候记者会说些我们不爱听的话。但让我受伤的并不是他们捏造了事实，而是我知道，他们所说的有关我和我的国家的一切都是对的。'’曼德拉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源自另一个同样坚定的信念，那就是领导人必须对他们的组织和选民负责。他对我说：“我需要会批评我的人，这样当我们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我们已然从各个角度都审视过了，我们获得了尽可能多人的支持，包括那些有所保留的人。如果我们禁止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是在扼杀民主。”
媒体对曼德拉的报道大多是正面的，然而，他也遭受过不少调查性文章的攻击，追究他的某些言论或以他的名义发起的某些政策。2006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刊登了长篇报告，批评曼德拉对钻石工业的评价有失考量，认为他是在鼓励非洲冲突地区“血钻”活动的发展。曼德拉曾写信给电影《血钻》的导演爱德华·兹威克，说如果看完这部电影，大家都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不从非洲购买钻石的话，那就太遗憾了。该杂志认为，曼德拉的此番言论与一系列抵制《血钻》负面影响的活动不谋而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完全是受到已故朋友亨利·奥本海默的影响，是从狭隘的南非本国的利益出发的。
2010年，曼德拉儿童基金会前任主席杰里米·芮特克里夫因接受刑事调查而卸任：在调查中芮特克里夫承认自己有三颗钻石原石，是13年前名模纳奥米。坎贝尔送给他的。后来，南非法院认定芮特克里夫非法占有钻石原石罪名不成立，他被无罪释放。坎贝尔说这些钻石是1997年受邀参加在比勒陀利亚曼德拉总统官邸举行的慈善晚宴时，已免职的利比亚总统查尔斯·泰勒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后来，坎贝尔被传唤至荷兰军事法庭，在举世瞩目的查尔斯·泰勒审判中出庭作证，证明他曾从买卖塞拉利昂的血钻中获益。
近年来，曼德拉自己的各种举动、不断涌现的以曼德拉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以及他的律师和家庭成员的蠢蠢欲动都使曼德拉的声誉陷入了危机。第一7欠裂痕出现在2005年，曼德拉起诉了自己身陷囹圄期间的代表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博，起因是阿约博私自出售印有曼德拉手印以及签章的罗本岛水彩画。法庭指控说，有些画作上的签名是由阿约博的商业伙伴购入的精密的签字机完成的，且并非所有销售所得都作为善款使用。在交换法律文书环节，阿约博和他的合伙人否认了他们的非法行为以及对曼德拉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侵犯。阿约博回应说自己从未出售过任何作品，也从未与任何人合作销售，他称自己是恶意营销的受害者。此事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
而此时，曼德拉基金会的纪念中心也时常陷入两&
